【 中国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19日联合发布公告，对盾构机等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优化调整挖泥船相关物项出口管制措施。相关措施将于11月18日起正式实施。现在，德国向印度供应的盾构机、硬岩隧道掘进机等产品需要中国的出口许可。中国时政评论家周成洋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对盾构机实施出口管制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堵住军民两用物项“配件外流”漏洞的合规举措，并非针对特定国家的反制。 】 消息传出后，印度媒体反应最为急切。印度依赖进口盾构机，且本国不生产大型机械。印度报业托拉斯当日报道称，此举可能影响印度地铁、高铁及边境地区的隧道项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官员消息称，中央政府不久将与利益相关方开展讨论，研究相关措施。 印度之所以紧张，并非仅仅少了几个供应商。印度试图通过采购德国海瑞克等欧洲品牌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海瑞克不少盾构机的生产基地就在国内，产自中国工厂的掘进装备。孟买地铁项目曾有18台盾构机，其中10台贴着西方商标，产地全是中国，同样要遵守这套出口管制规则。 中国时政评论家 周成洋对此分析称 ： “印度反应强烈，是因为其大型地下工程高度依赖进口设备，而全球盾构机产能又高度集中在中国。印度真正面临的不一定是‘买不到设备’，而是采购周期变长、审批不确定性上升、后续维保和备件供应成本提高，高端大直径盾构机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 针对外界关于此举是否带有针对性反制色彩的猜测，周成洋认为，不能将中国此次的措施简单理解为针对某个国家的反制。 他指出：“管制对象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这些设备既可用于城市地铁、铁路隧道等民生工程，也可能被用于边境通道、地下防护设施等敏感工程，本就属于被重点关注的范围。此次将整机、刀盘刀具、主驱动系统、螺旋输送机、管片拼装机以及再制造技术一并纳入管理，实际上是堵住了‘配件外流’ ‘ 再转移’的漏洞。” 从公告的具体设计上看，向与中国存在争议的敏感国家和地区出口相关物项需申请许可，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需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出口经营者及最终用户须承诺，未经许可不得向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周成洋对此指出：“从制度设计上看，这并非‘一刀切’。面向普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以登记填报方式获得凭证，面向敏感方向的出口则必须申请许可，并接受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境外组织和个人未经许可，也不得将原产于中国的受控物项转移、提供给敏感目的地。这符合国际通行的两用物项管理逻辑，即正常合规贸易可以继续，用途不清、可能转用于军事目的的出口必须接受审查。” 更重要的是，中国此举符合国际通行原则。周成洋进一步解释称：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明确允许成员出于国家安全和防扩散需要，对特定物项的贸易采取必要限制；美国《出口管理条例》、欧盟《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以及‘瓦森纳安排’等，无不对盾构机这类高端装备实行许可管理。中国依据《出口管制法》《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设定许可与登记程序，把管制纳入法治化、透明化轨道，既不针对特定国家搞歧视性封锁，也不违背自由贸易的基本精神，恰恰是与国际规则接轨、切实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的体现。” 欧洲制造商的处境因此变得微妙。按照相关数据，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盾构机市场的份额超过70%，产品出口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德国海瑞克等企业凭借品牌与技术网络在全球竞标，但关键产能仍留在中国这一事实，使它们必须面对出口合规不确定性。 “欧洲重型装备企业将面临新的合规压力。虽然有德国制造商已宣布在印度等地布局产能，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业务的依赖，但盾构机的产业链迁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周成洋补充称。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既是产业地位提升的体现，也是新的考验。 “一方面，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两用物项管理体系后，中方在合同条款、用途审查和售后管理上具备更强的谈判地位；另一方面，若审批节奏与执行标准不够稳定，海外客户可能把合规审查误读为‘政治化供应’，从而分散采购来源，企业海外交付的周期与合规成本也会上升，存量设备的更换、维修和再制造服务同样需要调整。” 总而言之，周成洋表示，中国实施出口管制不是关闭市场，而是让国际规则发挥更大作用。 他总结称：“合规的民用基建合作仍会获得许可，被限制的是那些打着民用旗号、却可能用于敏感军事工程或边境战略通道的项目。只要把程序规则讲清楚，做到精准审查，给市场以稳定、可预期的结果，中国装备长期积累的可靠性信誉自然能继续保持。”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该举措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列管或优化调整相关管制措施，体现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愿与各国一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中方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出口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申请，中方将予以批准。同时，中方愿通过双边出口管制对话交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