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治社会之下，贪污往往层出不穷，纵使严刑峻法，往往也只能起到一时之效。 朱元璋动辄以贪污罪对官员扒皮实草，可腐败却如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晚清官场更是如此，贪腐从来不是“有些人”的毛病，而是整个体制的生存法则。 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折监冒赈案”，堪称封建官场塌方式腐败的典型案例。 布政使王亶望把“捐粮换监生”的政策直接变成收白银，再虚报灾情、虚报建仓，整个甘肃省上上下下通同作弊，十余年间侵吞白银一千五百万两。 最后案发之时，竟然高达一百多名官员涉案，五十多颗人头落地，清朝鼎盛时期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时候。 这不是个别蛀虫，这是一条从上到下、运转精密的分赃流水线。 到了晚清，贪污腐败之风愈发登峰造极。庆亲王奕劻掌权十余年，卖官鬻爵明码标价：道台二十万两，巡抚五十万两，总督百万两。袁世凯给他送银票，他假意推辞，来人一句“王爷到任时零用”，他便欣然收下，此后“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当时官场的最低业绩指标。在这个生态系统里，不贪才是异类，是破坏行规，是不合群的傻子。 北洋水师的军费更是被制度性分食，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了。 当日本举国备战之时，北洋水师的一部分军费却被截胡拿来给慈禧修颐和园。 一部分被李鸿章的政治对手翁同龢克扣。 一部分则变成了劣质燃煤和装了沙子的炮弹。 阿克顿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烂透了的旧地基上建新楼，无论表面如何光鲜，底下早已满是白蚁，一场风雨便可现出原形。 然而，历史偏偏给这个烂透了的系统开了一个刺眼的玩笑。 英国人赫德从1863起掌管中国海关，时间长达40余年。 据档案统计，1854年至1870年，海关内班职员181人，因考核不合格去职者81人，其中涉及贪污的，仅1人。 在赫德任期内，滥用公款的违法案件不超过5起。海关税收从接手时的500万两涨到三千余万两，成了晚清朝廷最稳定的钱袋子。 说来可笑，在天朝治下，一个半殖民地色彩浓厚的机构，反而成了体制内唯一拿得出手的“廉洁样板”。 原因并不玄妙，说白了就两条：独立的监督机制，和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 两条共同指向了一个原则:不要相信所谓的人性。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就断言：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赫德的海关，恰恰是给权力设定了清晰的界限。 在架构上，海关独立于清廷其他衙门。总税务司直接向清帝国高层汇报，内部只听赫德的。各关主要管理职位不用华人，一个重要理由是洋人不怕地方官的干预和施压，从而与腐败的官场彻底隔离。 内部引入当时英国最先进的会计、审计、统计制度，做假账变得极为困难。 外部还有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清廷要钱还赔款，列强使领馆要确保关税不被截留，1900年后民族主义高涨，民间舆论更是时刻盯着海关有无丑闻。 监督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监督者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贪腐者能同时摆平所有这些盯着他的人。 权力一旦有了真正的制衡，寻租的空间就被物理性地压缩了。 再看薪酬。休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时，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无赖，他的所有行为除了追求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 赫德深谙此道。他不指望职员道德高尚，他选择把利益和廉洁死死绑定。海关职员的薪俸是同级政府职员的两倍以上，还引入了中国最早的养老金制度，与操守直接挂钩，一旦渎职贪污，开除，养老金一分拿不到。海关经费因此占到税收的10%左右（同期英美约4%—5%）。 赫德花了大价钱，但他买来的不是道德，而是让廉洁成为一个人在算计成本与收益之后的最优选择。 有人后来质疑赫德本人：他留下百万英镑资产，年收入十万到十七万两白银，远超工资，“这么大的数字不贪污是挣不来的”。这个质疑可以成立，却并不改变结论。 赫德个人是否绝对干净，从来不是关键。晚清海关之所以能维持廉洁名声，靠的是制度的力量，而非个人的道德感召。一个系统如果只能靠“找到好人”来维持运转，那它本质上就没有脱离人治的赌局。 可以说正是有了海关的高效运转，才使得清廷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偿还各国赔款。海关的廉洁当然被人看在眼里，有官员向恭亲王奕䜣提建议推广，恭亲王的回应是： “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我们就采纳。” 这句话听起来像赞美，实则是甩锅，是权力者最虚伪的底牌。它把“制度为什么不能复制”的问题，瞬间偷换成“好人为什么不够多”的伪命题。 仿佛只要再找一百个洋人，一切就迎刃而解；仿佛贪腐问题出在人种，而不是出在权力结构。仿佛国人就是素质不行，才不能改革制度。 他们看得见账本，看得见税收，看得见那个爱尔兰人用制度把一群职员管得服服帖帖。 但他们始终不愿意承认一件事：海关的廉洁，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被交给清官去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被放进了一套让贪腐变得困难、让廉洁变得划算的结构里。
